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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教育部原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司长,现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执行会长,主持了多部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具体起草修订工作,《教师法》、《义务教育法》、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等影响深远的法律法规均出自他手。

  令人称叹的是,身为一位政府官员,在政务之暇,孙霄兵教授还有许多优秀诗作见诸笔端。与其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实干型工作并不搭界的是,他身上有一种文人和理想主义的气质。当然,得知他曾是北京大学1977级中文系高材生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 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专访孙霄兵教授,听他讲述和教育的交集、感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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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是文人又是实干家

“秉持自己的追求和特点,终会水流千道归大海”

  陈志文:您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,是正儿八经77级学生,78年入学。

  孙霄兵:对。我1973年高中毕业后,当了几个月的代课老师,1974年8月份到贵阳郊区的三江农场做知青,两年多以后回城,1977年1月开始工作,任贵阳市南明公安分局民警。1978年2月离开警察队伍,到北大去上学。

  陈志文:您当时是怎么知道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的呢?

  孙霄兵:最开始是传闻,但是这个消息真正确定下来,大约是在1977年的夏天,我记得《贵州日报》上面登出消息,说要恢复高考,而且有报名的一些条件,要求到各地自己的所在单位去报名,跟着定下了考试的时间,这时候我们才觉得恢复高考是真的。

  陈志文:您也没想到自己可能有上大学的机会。

  孙霄兵:当时我在农场的时候,是有推荐上大学的机会的,但是我没被推荐上的原因,是农场要照顾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女知青,她的年龄比较大了,作为女孩子也考虑到婚姻这些问题,所以就推荐了她离开了。

  陈志文:北大中文系是不是您心仪的学校和专业?那时候上大学没有绝对的志愿。

  孙霄兵:也可以这么说,虽然我从小比较爱好文学和写诗,但是我还是比较实用的一个人。因为当时我在公安队伍,所以想学法学,但可惜那年北大在贵州省招生没有法学的名额,我只能够报其它专业,选来选去就选了中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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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7年,贵阳,孙霄兵教授供图

  陈志文:当年像您这样能进入自己相对如愿专业的其实很少。

  孙霄兵:对,当时只要能上北大就很好了,能够上北大的中文专业,那是最理想的。

  陈志文:您还记得进北大那天的情景吗?

  孙霄兵:我记得大概是在2月26日晚上到的北京,从北京站坐北大的大巴到学校,临时找了个宿舍住了一晚,第二天起来报到办手续。我当时分到32楼,一间宿舍上下铺住八个人,但实际上没有住满,只有6个人。

  陈志文:您当时在班里同学年龄是居中偏小的?您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和那时候的大学生有什么区别?

  孙霄兵:我们那时候的大学生是经过社会锻炼的,经受过了一些人生的历练,这段经历告诉我们,独立的、专门的学习机会是很不容易的,而且是正规的学习,有专门的课程和老师,不是自学,这常使我们感到学习机会来之不易,这个学习机会是人生的一个重大机会,必须把握好,自己的人生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,同时也会促使自己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  陈志文:那时候大家的学习劲头完全不一样,可以说如饥似渴。

  孙霄兵:没错。现在的大学生,我觉得没有一个思想的基础,虽然我们当时身处文化大革命当中,但是我们对社会上的事情看到了很多,各种的现象、各种的运动。我一直是在满满的正能量下走到今天。在生活当中,虽然也遇到过挫折,遇到过坎坷,但尽管如此,我也一直坚持着正能量,保持对社会正面的看法,所以我的人生总的来说还算是一帆风顺,对自己的发展,在专业领域我是满意的。

  陈志文:生活可能遇到这样,也可能遇到那样,但都是你的生活。

  孙霄兵:对,比如说我在农村时当知青生产队长,脏活、累活,其他想像不到的艰苦,我都经历过,但我不抱怨,一直保持正能量。

  陈志文:刚才聊的是77、78年的经历,回过头来看,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会有这么快,这么大的发展?

  孙霄兵:没有想到,今天是当时做梦都想不到的。

  陈志文: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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